“通识教育”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意为向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使其具有开阔的视野、交流的技能和健全的人格。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从2005年开始推行至今，不断发展、不断革新，如今已经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张“名片”。近日，《复旦青年》对话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为同学们介绍通识教育的发展变迁，并解答有关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构、教学改革、未来发展等问题。

体系建构：三重评估体系，强调课程质量

Q：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从2005年推行以来，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期间，通识教育开课体系有哪些变化？

A：从核心课程的体系建设来说，这十几年的发展，既有继承也有优化。2006年时，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分别是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以及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2015年增加了偏向社会科学的“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模块，六大模块调整为七大模块。另外，鉴于科学和技术之间是有差异的，“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被改为“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除了模块调整之外，为了将通识教育理念更加具体地落实到每一门课程之中，我们又根据七大模块的目标，在模块与每门课程之间建立了50个基本课程单元，将每个模块的内容相对精细化，使得模块内部结构更加清晰，逻辑更加严密。

Q：七大模块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A：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的七个模块虽然不是严格按照学科来划分的，也需要学科的支撑，我们更强调的是各自呈现的价值观念，比如“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在价值层面强调的就是文化传承，通过阅读中国文化经典，培养学生对文化传统的切实认识和理解，对文化传承有生动的体会和主动的担当。这一模块的开课教师基本上是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哲学学院、历史学系中偏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老师。可以说，每一个模块都有自己对应的要求和价值，并不是一个院系来负责一个模块，而是基于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和对复旦学生的基本要求来设计这七个模块的，目的是打破单个院系和学科的界限，让学生更能体会其中共通的价值。目前，每年都会有新课加入进来，课程总量保持在180门左右。

Q：通识核心课程的开课标准有什么变化吗？

A：核心课程的建设标准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保障学生修读所要求的课程数量——强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教学上的区隔——从以“教”为中心的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模式转变。

2009年起，通识核心课程要求修读12学分，采取“学分必修、模块固定、课程选修”的原则。为保障全校3000多名本科生的修读需求，这一阶段核心课程的建设把增加课程数量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之一，避免出现学生选不上课，或者因班级容量太大导致教学质量降低的情况。

在基本满足学生修课需求后，学校更注重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强调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差异。如果只是把专业课的简化版拿到通识课上来讲授，同学们会觉得这些内容“吃不饱”，并且会认为这种概论性的课程价值不大，所以通识教育的课程要有自己的特色和要求。

2015年之后，核心课程的学分调整为8-12学分，与此同时，学校在通识核心课程建设中提出了新要求，强调以“学”为中心。这个“学”并不简单地是指以学生为中心，而是强调如何“学”得有成效。现在核心课程新课申请时，不管是课程大纲还是教学方式，从源头上都强调从“学”而不是“教”的角度来安排课程，着眼于让学生“学”得更加有效，通过“学”来培养思考的能力，以及写作、表达、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Q：现在，有一些核心课程或是授课内容比较深，或是评分标准比较严格，或是平时学习任务比较重，被同学们称为“硬核课”。您对此类“硬核课”有什么看法？

A：同学显然不太喜欢这些“硬核课”。这与同学的预期有关，同学总是把专业课看得最主要，其他课依次递减，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严格来说，在大学里每一门课都应该是“硬核课”。大学要做的是减少课程量，而不是减低课程的标准。当然同学们说的“硬核课”也要看情况，如果有些通识课程上得过于专业，虽然难度有了，但并不是真正的 “硬核课”。我们认为，真正的通识“硬核课”应该是符合通识教育理念、注重教学模式创新促进师生交流、对学生学习有高要求、注重学生学习效果，这样的通识课程正我们所要求的，也是一流大学必须的。

Q：如果某一课程连续几个学期选课人数特别少，教务处会做出调整吗？

A：我们并不是以选课人数来评判一门课程，而是以学生获得感的多少来评判。我们有三个评价系统：一是本科课程评教系统；二是通识教育中心每学期组织的核心课程问卷调查，在评教的指标和方式上会更全面，更多从老师和学生的投入以及学生的收获等层面来评判；三是请核心课程委员会的老师去听一些课程，作为同行参与评价。如果几方面评价下来，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不符合通识教育的理念，我们就会把这门课程移出核心课程体系。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识核心课程能够真正成为“核心”课程，成为受同学们欢迎、教学效果比较好的课程。

Q：学校统一的评教系统在一门课程的评估中大约占多大比重呢？

A：之前提到的三个评价系统中，本科课程评教系统大概占三分之一的比重。上个学期，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生平均评教分数是高于全校所有课程的平均水平的。

通识教育中心组织的核心课程每学期调查卷回收率，基本上占修读学生的一半左右。15年以来平均每学期收到的问卷有3300份。

▲2015至2019学年通识教育修读人数与回收学生评教问卷数量/图源：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Q：《南方周末》曾报道，复旦大学停止开设了一些“水课”，那么对“水课”的判定也是根据您刚刚提到的三个评价系统吗？

A：我们不能轻易说一位教师开设的课是“水课”，这是对老师付出心血的不尊重。当然“水课”也是有的，比较直观来说，就是学生在修读这门课程之后整体的收获感是偏低的。除了学生评教、核心课程评估体系、同行评价三种方法之外，从根本上说，通识课程是有自己的理念和要求的，并不是说把专业课简化或者直接将专业课移植过来就可以的，而是应该基于这些知识载体，促进学生学会在这个领域深入地进行思考，以及促进学生在跨专业和可迁移能力方面得到培养。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就不符合通识核心课程的开课标准。

当然，也要结合课程建设的具体情况。如果是老师讲课过程中不自觉偏离了通识教育的目的，通过不断改进，不断自我提醒，课程质量就会有很大的提升。课程如果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简单概括，学生收获较低，这种情况下通识教育中心就会考虑将这类课程移出核心课程体系。但也不会一下子就把课程移走，而是先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反馈给老师，留出课程整改的时间，如果最终还是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和变化，那就只能移出去了。

当然，现在还难做到一下子把这些课都移出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学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不一样，好比行进中的火车，要在行进过程中单独拆除某一节车厢“升级换代”是不现实的，只能在进行中进行自我更新。

Q：一些课程人数上限很小，想选的同学很多，在选课时的竞争很激烈，这种课程以后会多开设几门吗？

A：这里面存在着矛盾，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较少的修读人数可以保证课程的质量，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程度会大大提高，但对同学来讲，却会导致想选的好课选不上。我们未来会针对一些教学质量高的课程开设平行课，组建教学团队，通过多种方式与渠道，及时与学生进行深入交流。

另外，我们也希望将中国最好的师资请到复旦来，让复旦成为一个最优质教学资源的平台，我们准备先尝试邀请一两位名师到复旦来授课，如果同学们反馈很好，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邀请好的师资到复旦来开课。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说复旦的通识核心课程是全世界最好的通识教育平台，同学们可以在其中享受世界最优质的资源。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要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考核标准：写作处于枢纽性地位

Q：很多同学都对通识课的论文评价标准比较关心，您可以谈一谈相关问题吗？

A：写作并不只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复合型能力。我们的阅读、思考、逻辑能力以及对社会、对人生的反思都要靠写作才能表达出来，写作在能力考察的层面上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各个通识课程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同学科的通识教育的切入路径很难给出统一规范，但是基于不同学科写出的论文还是有可比性的，可以以一定的要求评判每个同学的作品。

在论文的评判标准上，写作和引证的规范只是最外在和表面化的评分标准。老师们并不会按照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评判通识课程的期末论文。而是要从训练的效果的角度来评判，要求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本，考察对于文本的概括能力、充分理解的能力、分析批判的能力，怎样能清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对于自己的观点怎么去进行论证，论证中怎么进行引证、论证、演绎等等，这是一种能力，而课程论文就是要训练和考察学生的这些能力。如果将写出一篇好文章的能力分解开来，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文章来训练包括概括、总结、论述、分析、辩驳、推演等能力的。光有新颖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支撑想法的一系列要素也要体现在文章中。如果论文只是注重外在格式的规范，内容上简单堆砌想法，这绝不是一篇好文章。

学校希望老师和同学在课程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能有更多交流，老师的批改可以让学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论文撰写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这也是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的方向。近期，通识教育中心将出版《通识写作——怎样进行学术表达》一书，帮助学生提升通识写作能力。

Q：学校已经举办了数届通识教育论文大赛，举办的目的是什么呢？评审流程是如何规定的？

A：2017年底，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今年是第二届，共收到48所高校617篇课程论文。举办“卿云杯”的目的是通过课程论文比赛，促进中国大学的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写作能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大学更加重视通识写作课程建设和写作能力培养。

“卿云杯”的评审的流程是比较规范的，首先是初审，着重于论文的基本规范、论文完成度、学术水平等，并同时安排“查重”的环节，坚决制止抄袭现象的出现；接下来是专家二审，同时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占总分的20%；最后的决赛是邀请入围的学生到复旦大学进行现场汇报和答辩，入围的学生将报告自己的论文，专家进行现场提问并打分。

Q：通识教育的期末考核方式除了论文以外，未来还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拓展？在平时又是怎样考核的？

A：通识核心课程的考核方式是比较多样化的，包括课程论文、开卷或闭卷考试、讨论报告等，第七模块作为艺术类模块，考核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如汇报演出、作品制作等。

通识核心课程的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来确定，主要基于课程的教学安排，强调过程性考核，注重学生过程性的学习，因此会强化平时成绩的占比，如讨论报告、期中考试、课堂小测验等等。当然，强调过程性考核也会出现矛盾，因为课程的学分数与学生付出可能不成正比。因此，我们将一些好的课程升级为3学分，拿出1个学分专门进行小班讨论、教学实践等。学生付出的越多，获得的相应学分也就越多，这样可以让同学有一个比较好的心理平衡。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单门课程的学生投入度及学分数，对每门课的质量给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减少学生修读课程的总量，使得学生修读的每一门课程都是“硬核课”，学生投入度高、学习成效高。

未来规划：将“复旦通识”打造成品牌

Q：在通识教育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借鉴其他高校的方法？

A：复旦是国内比较早对通识教育体系有清晰理念和设计的高校。我们借鉴了国外一些名校的做法，例如我们的核心课程的分布式设计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设计有关。在七大模块中，第一、二、三模块比较强调经典阅读，这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经典阅读、小班研讨和助教制度的传统有一定关联。我们在借鉴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创新。在通识教育七大模块中构建50个基本课程单元就是复旦的特色，学校希望通过基本课程单元的设置，将模块与课程的关系、课程与课程的关系梳理得更加明晰，避免出现课程的“中空心”情况。

Q：复旦通识教育建设在未来会和其他高校有相关交流吗？

A：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交流。2015年，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共同发起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作为发起高校之一，复旦大学在联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联盟中有52所高校，每年都会召开年会，高校间彼此进行交流。

除了承办联盟年会，我们还结合复旦核心课程建设的进展，举办过很多研讨会、工作坊，讨论议题不但包括“如何建设基本课程单元”等比较微观的问题，也包括“探索中国特色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等较为宏观的问题。此外，我们也和其他高校进行合作，如与香港中文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合作开展暑期及学期中的“通识游学”课程，已经开设的游学课程主题包括“探寻中华文明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书院” “何处是江南”等。同时，很多高校也在使用复旦建设的通识在线课程，目前已经有30几门。未来，我们希望与国际上的顶尖高校有更多合作，能够展开国际游学，让复旦学子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够体制化地体现出来。

Q：除了建设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中心还做了哪些相关工作？

A：我们努力把“复旦通识”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品牌，服务于复旦全体学生，同时在全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除了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我们承办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的刊物《通识教育评论》，已经出版了第七期，反响很大；此外还出版了“复旦通识读本”、“复旦通识译丛”及“复旦通识论丛”等系列书系。

不只做好校内的工作，我们也在努力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载体。如“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有复旦通识的文章专栏，B站（哔哩哔哩）有复旦通识的讲座专栏，三联的中读APP上也开设了复旦通识的音频专栏。这次疫情来袭，我们请了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国内知名高校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医学专家等等，从跨学科的角度谈疫情，帮助社会从不同侧面去理解疫情，目前为止已经在澎湃新闻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学人疫思”的文章，社会反响极为热烈，“复旦通识”同样服务于社会。

另外，还有一些活动，可能同学们不太了解。我们每年都会有“复旦大学通识核心课程教师年会”，大家交流教学心得，同时评选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年度教师”。通识课程能否建设得好，关键在于通识教育的要求和理念能否贯彻到每一门课程的教学中去。由于通识教育的老师来自各个院系，相互之间并不那么熟悉，我们需要共同建设复旦通识教育的“教师共同体”。教师在共同体中应有充分的交流、研讨，与学生也要有充分的互动。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学生一起来参与，从而建立起一种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对通识教育达成真正的共识，从而为通识教育的开展提供宽厚的基础。